新型农业经营情势商讨,农业共营制

作者: 必德电竞竞猜  发布:2019-05-22

7月5日,崇州市科学技术局邀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四川农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专家组成评审组,对崇州市《“1 4”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研究》课题进行了评审。评审组听取了崇州《“1 4”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研究》完成报告,认为报告总结了崇州在现代农业发展实践中探索一条以土地为核心,科技、品牌、金融及社会化服务四大服务体系为支撑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开创了农业发展的新局;该研究对现代农业建设路径、科学内涵进行总结和分析,对于丰富和发展农业经营制度理论、推进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评审组一致认为该研究报告框架明确、条理清晰,研究结论和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同意通过评审。崇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分管领导等参加了评审会。

崇州“农业共营制”的创新启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要以绿色发展为导向,这是新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战略。报告在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四川崇州市积极探索符合当地农业发展的振兴战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新盛唐集团为大家详细解读崇州的绿色发展之路,希望大家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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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秦志伟

农业绿色发展

崇州市是四川省成都市的县级市,是农业大县,也是粮食主产区,更是农村劳动力输出大县。全市常住人口67万人,其中农村人口36.95万,但外出劳动力高达73.40%。随着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农业边缘化”问题愈发严重。

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崇州市的情况更像当下中国农业的缩影。谁来种田?种什么样的田?怎样种田?如何服务?近年来,中国社会各界虽然对这些问题争论不一,但也正在积极探索各种模式,而崇州市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指出,注重环境友好是农业绿色发展的内在属性。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就是要大力推广绿色生产技术,加快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重显农业绿色的本色。而注重生态保育则是农业绿色发展的根本要求。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就是要加快推进生态农业建设,培育可持续、可循环的发展模式,将农业建设成为美丽中国的生态支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介绍,经过5年多的探索,崇州市已初步形成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农户为核心主体,农业职业经理人、土地股份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三位一体的“农业共营制”模式。“这一模式促进了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对我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川省崇州市,努力寻求突破和转变,将当地特色农业与绿色农业相结合,发展现代化农业,努力壮大农业职业经理人的队伍,提供高端供给,培育现代化农业新产业,努力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多年来,我国持续实施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的农村经济体制,这对推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引领现代农业绿色发展,做足生态产业文章

在程国强看来,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入推进、农村土地与劳动力快速流动,我国农业经营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弱者种地”“差地种粮”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农业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在崇州,看似毫不起眼的稻田,却大有大文章。崇州市稻田综合种养过程中涵盖了鱼、虾、蟹、鳅、鳖、鸭6大种类,不仅实现了稻养共生、品质提高、增值增收,而且达到了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效果,促进了“稻、鱼、旅、销”深度融合发展。崇州市也因此打造了特色优质农产品品牌“稻虾藕遇”。

其中农地的小规模、分散化及细碎化最为引人注意。农业部数据显示,1986年农户户均经营耕地9.2亩,到2008年仅为7.4亩,2011年进一步下降到5.58亩。

通过稻田综合种养,鱼类松土活水,吃掉稻田杂草、害虫、浮游生物、底栖动物,通过消化吸收后排出大量粪便,达到增肥效果,改良土壤。实施化肥、农药“两减量”,增施有机肥,施用微生物农药,促进绿色生产。

不仅如此,农户兼业化、劳动力弱质化、农业副业化、生产非粮化等问题也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崇州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也逐步发展成了大产业,当地建成了58公里稻香旅游环线,承办四届“四川自驾赏花节”开幕式,推出10万亩稻香金秋旅游季等乡村旅游活动,一、三产业融合发展已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促进观光农业向度假农业发展。

“若今后我国农业劳动力素质、农户生产能力以及农业经营规模等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底线需求,那么,与之相关的农业现代设施装备、科技应用、产品质量、务农收益、从农热情等,就有可能越来越难以为继,最终将危及国家粮食安全乃至整个农业现代化建设。”程国强说。

三、高效低耗的现代农业,为乡村振兴提供产业支撑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一直追求“现代农业”,但问题是,如何在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推进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在崇州市王城镇东风村的稻虾种养基地,水稻秸秆仍四散留在田里,小龙虾则在水下觅食。33岁的沈亚威是一位家庭农场场主,经营着1000亩稻虾基地,东风村的这200亩稻虾田就是其中一部分。利用水稻的边际效应,沈亚威在基本不减少水稻种植面积的基础上,在稻田开挖了四边沟,投入了小龙虾苗,还给人们提供了稻田钓鱼、捕捞体验的场所。

对此,我国各地也在寻找和创新农业转型发展的途径和形式上进行探索,如鼓励农地经营权流转并向生产大户集中、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订单农业等。“核心在于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与组织化进程。”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罗必良教授表示。

目前,沈亚威的稻虾基地基本实现稳产,亩产1000斤,虽比单纯种植产量略减,但由于采用小龙虾的粪便作肥,减少了化肥、农药使用量,稻谷品质提高,大米每斤能卖到4元;此外,每亩可以产小龙虾300斤,每斤能卖30元。

然而,目前这些试验的路子是否可行?

工厂化的设施渔业投入高、条件限制多,现有的养殖水域潜力有限。相比之下,稻田综合种养是最切实可行的,还弥补了单纯种粮比较效益低的弊端。由于水稻生产和水生动物之间形成了良性利用,可以少用或不用化肥和农药,改善土壤的面源污染,可谓一举多得。在水产增量、粮食安全、环境改善等多重需求之下,稻田种养优势明显。

在罗必良看来,面对中国农业分散化、小规模的农户经营格局,现行政策的着力点一直在于,一方面是通过农地的流转和集中,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着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是通过农业的组织化,推进农业经营的规模化,着力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组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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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努力所取得的进展及其绩效都是相对有限的。”罗必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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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国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性努力从未停止,有成功,也有失败与教训。罗必良认为,具有普适性、可复制性以及可持续性特征的成功范例,才可能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而崇州模式尤为引人关注”。

四、培育新型农民,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从“1 4”到“1 1 1”

作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中坚力量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广大农民素质的高低从根本上决定了新农村建设的水平与质量,而新农村建设也需要新型职业农民来提供人才支撑。

必德电竞官网,崇州是这样走过来的:从初期鼓励生产大户农地流转,到引进农业龙头企业租赁农地进行规模经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特别是2009年鹰马龙公司租赁桤泉镇3000余亩农地出现毁约退租之后,农户不愿收回被退的承包地,转而要求当地政府承担责任。

在崇州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了农村职业经理人的大军中,这不仅是培育新型农民的一种模式,更能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在他们的经营下,以低成本实现规模化经营,农业附加值提高,村民收入也有保障。

这个事件也让崇州市当地一位官员明白一个道理:田还是应该由农民来种,而不能交由工商资本来种。自2010年起,崇州“被迫”进行了新的试验,将企业退租的3000余亩农地划为300~500亩不等的连片地块,动员和引进种田能手进行水稻生产经营,取得较好的效果。

2016年,崇州农民合作社带动农户面达72%,比2012年提高18.3个百分点。全市土地股份合作社达246个,入社面积31.6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的61%,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率达到70%以上。目前,崇州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7329人,其中职业经理人1883人,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

在一开始,崇州探索出的是“1+4”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即以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为核心,以新型的农业科技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品牌服务和农村金融服务的四大服务体系为支撑的农业经营体系。

崇州农业经营模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曾专门调研了崇州农业经营模式。他认为,崇州市经过了多种形式的实践探索,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农户为核心主体,农业职业经理人,土地股份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体制,并把农业职业经理人、土地股份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三位一体的模式概括为“农业公营制”——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聘请懂技术、会经营的种地能手担任职业经理人,负责合作社土地的生产经营管理;建立适应规模化种植的专业化服务体系,打造“一站式”的农业服务超市平台,形成“土地股份合作社 职业经理人 服务超市”三位一体的农业经营模式。

2014年4月,程国强、罗必良与四川省社科院郭晓明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在多次深入崇州调研后,将崇州市“1+4”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总结提升为“1+1+1”的“农业共营制”模式。

这种模式以低成本实现了规模化经营,较好地解决了传统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高成本问题。有一技之长的职业经理人规模化经营土地,也促进了职业农民的培养。

在其中,“农业职业经理人”是“农业共营制”开展的核心力量。在成都,职业经理人被称作“考”出来的种田人。据了解,农业职业经理人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三类,只要有志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就可报名。

“刚开始对他们进行生产经营的技术方面培训,其后还需要他们自己学习。”负责培训的崇州市农机合作社负责人罗通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而作为职业化的农业经营代理人,经理人的进入激励源于获取“企业家能力”的回报。问题是,在崇州竞聘上岗的经理人对农户的保底承诺是不低于农户自主经营的收入水平。

在罗必良看来,农业职业经理人要获得“合作剩余”,就必须实施规模经营以实现规模经济,由此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而这个合作社并不是通常所说作为独立经营主体的合作社,“是作为一种交易装置出现的”。

罗通在向记者解释合作社时也提到:“这只是一个平台,未来会像家庭农场方向发展。”

随后,农业社会化服务超市也诞生了。罗必良介绍,这个超市搭建农业技术咨询、全程机械化、农资配送、病虫防治、粮食银行等“一站式”全程农业生产服务平台,所有服务项目、内容、标准、价格,均实现公开公示、明码标价,“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对耕、管、收、买等环节多样化服务需求与供给对接”。

目前,崇州市已分片建立农业服务超市10个,分别联结22个农机专业合作社或大户、16个植保专业服务组织、6个劳务合作社以及工厂化育秧中心2个、集中育秧基地10个、粮食烘储中心11个,农机化率达到70%。

“崇州试验的‘农业共营制’模式,就目前的运行效果来说应该是成功的。”罗必良说。

在程国强看来,这个模式以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推进农业的专业化经营,以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以强化社会化服务推进农业的组织化经营,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建、共营、共享、多赢”。

是否值得大规模推广,还需要实践的检验。今年1月底,辽宁省朝阳市召开了全市农业经营制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推进工作会议。朝阳市农委主任周景富表示,结合本地实际,经过赴四川学习考察农业共营制和借荐全国土地流转经验,崇州市的发展经验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值得朝阳借鉴推广。

然而,再好的模式也需要不断完善。“农业职业经理人的聘期不应该局限于一年。”罗通告诉记者。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处长杨列勋看来,农业经营制度推广的外部性还须受到检验,它的研究实践不单是解决农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考虑政治的外溢性。

“农业经营制度要考虑政策的组合搭配,要考虑公共治理、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等问题,例如医疗、养老、教育、道路交通等政策的配套和保障,有了外部的支撑才能保证农业经营制度可持续发展下去。”杨列勋说。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农村司司长郭玮认为,崇州模式的宝贵之处在于,在保护农民经营权益和农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在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不分离和土地不流转的情况下,同样可以实现现代农业的发展,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但事实上,推进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不在于合作社的发展数量,而是要切实鼓励农民增强合作的机制;龙头企业也不在于规模有多大,而是在于切实提高产业的竞争能力和农户带动能力。

“崇州的模式和做法还要更加强调机制的建立,包括合作社内部机制建设,即农民入股、农民决策、农民经营,把农民摆在主体地位,与合作社外部机制共同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郭玮建议。

毋庸置疑,崇州市探索“农业共营制”模式,形成“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管住用途”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对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有着重要启示。

《中国科学报》 (2016-03-09 第8版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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